“婴儿车指标”该如何承载宜居梦想？

　　人民日报以《大城市能否宜居?》为题关注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文章说，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人民网11月25日报道)

　　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许多专家探讨了城市宜居的问题。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的一个看法格外引人关注，他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因为，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其后边包括相关设施是否无障碍、道路是否畅通无阻、空气是否足够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闲的时间和空间。中国的城市还在不断长大，长大了的城市街头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闲地推着婴儿车?于是有人建议给城市的决策者下达一个“婴儿车指标”，热爱城市的人们在期盼着。

　　“婴儿车指标”确实是一个很鲜活的创意，看上去非常美丽，让人们插上遐想的翅膀。但它更像是一种形象生动的启发式教育。启发式教育大抵分两种，一种是理想目标型的，另一种是警示样本型。美国旧金山市长加文曾搞了一次很有新意的纪念环境日“盛大午宴”。宴会在旧金山市郊一家巨型垃圾处理厂举行，垃圾车不断来去匆匆，尘土飞扬，臭气熏天。清洁工人背着垃圾桶列阵欢迎，宴会迎宾门由废品纸和回收饮料瓶压缩的垃圾堆搭制。贵宾们鱼贯而入，腐烂变质的酸味扑鼻而来。加文市长在致辞中笑称：“希望天天都有这样的环保午餐。”赢得掌声一片。相比如此触目惊心的警示型启发式教育，“婴儿车指标”会不会因为它过于理想化而让城市的决策者一笑而过?

　　若干事例表明，规划越短，“城市病”暴发越快，离“宜居”就越远。“婴儿车指标”不是用来寄托梦想的乌托邦，需要务实的诠释，细化的指标和脚踏实地地坐实。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城市宜居的基础和关键。有专家提出，总结国际许多特大型城市规划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城市规划应当完善周边区域功能，尽量减少职住分离现象，减少“钟摆式”通勤;城市规划应当疏散主城区功能，尽量减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区的高度集中;应当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促进高品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等等，总之，就是要把城市作为一个系统来管理，不能头痛医头，就事论事，而是要通盘考虑城市发展、功能布局，以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行政执行力、全方位的监督力来付诸实施。

　　不久前，针对“中国的建筑平均寿命比国外建筑寿命低”、“短视规划造成重复拆建”等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李秉仁称，在城市规划调整和实施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建筑要被拆除掉。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每年城镇化水平提高约1个百分点，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每年有一千多万。所以城市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规划的调整是正常的。比如，北京市的总体规划也是在不断进行调整。在城市规划调整和实施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建筑要被拆除掉。这也是城市发展很快的一个结果。建了拆，拆了建，这怎么能是正常的呢?如果城镇化只能被解读为“拆建”二字，那么就很难抱怨农民宁愿住羊圈而不愿上洋楼了。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城市规划的短期效应，所谓“规划不及变化，变化不及领导一个电话”。短视的规划造成短命的建筑，延伸到城市环境、公交等基础设施领域，逼着人们开始逃离“北上广”的“城市病”屡屡暴发就不足为奇了!

　　城市规划成为经常更换屏保的“美丽图画”， 除了某些官员追求急功近利的政绩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吏治上的乱象。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调动过于频繁、任职难以届满的现象比较普遍。对能干的官员应提拔重用，但频繁调动主要官员，容易制造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由于后任和前任官员发展思路不一致，政策朝令夕改，既不利于任期目标的实现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同时，因为任期过短，有的官员对需要长期规划、长期投入的基础性工作不感兴趣，却热衷于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搞些短平快的 “政绩工程”，结果给后任留下不少“大窟窿”、“烂摊子”等等。

　　要想治愈“城市病”，使城市真正宜居起来，先要从源头上、制度上让各级官员从只追求GDP增长转型为追求改善公共服务、提高民众收入等民生目标，将更多的公共财政投向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更关键的是，以选官用人为突破口改革吏治。选用干部要公平、公开、公正、透明、民主，需加大考核力度，与民生指标、宜居指标挂钩。只有依靠新的制度、机制，让民众参与进来，盯住城市决策者、盯住规划源头、盯住公共钱袋，才能使“婴儿车指标”一步步地徜徉于城市街头，而不是成为抹在城市居住者鼻尖上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