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赖明勇:建议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单独二胎)的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14年3月10日，记者在北京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时，他表示，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赖明勇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赖明勇认为，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负担，但同时更应认为其是国家的财富，而减少人口虽然会改善我国人均资源占有，但并不是解决资源不足的有效手段。在扣除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作用外，人口衰减带来的长期后果更可能是人均GDP下降，因为人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GDP，而且规模效应和结构因素使得人口衰减对分子的作用更强劲，更持久。

　　赖明勇表示，人们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人口增长会降低资源的平均占有率，消耗更多的资源。而现实的情况是，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政策。比如，我国2013年的能源消耗量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00%以上，而1980年后的生育限制也仅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过15%，这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远不及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赖明勇说：“如果为了经济发展能够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多，那限制生育来避免人口多出不到15%显得更为微弱。并且，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服务业的发展相比资源消耗而言更具活力，未来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高端人力资本以及高效的制度，而不是人均资源占有量。”

　　动态来看，限制生育而导致的人口的非均衡结构，在一定程度会导致要素禀赋结构失衡，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驱动力的长期变化。可以预计，未来的资本积累速度变慢，劳动力下降，产出下降，继而经济结构被迫向消费、第三产业、白发经济的转型，长期则进入加速衰退时期。因此，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仅不能给我国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我国国力衰退。

　　数据显示，自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一半，而2012还是中国人喜爱的龙年。不过，即使生育率处于1.5，那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2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2%。双独二孩已经施行多年，但符合条件生育的父母迄今生育二孩的比例却非常之低。根据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分析和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也都表明，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提高生育率将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家庭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高生育率惯性下，降低生育率马上就能缓解抚养压力，但在长期低生育率下，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会因为增加被抚养人数而加重压力，其缓解效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体现，所以低生育率的惯性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因此，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出生人数的反弹，而是在继完全放开的短暂反弹之后，生育率依然无法回升到可持续的水平，导致出生人口随适龄女性数量锐减而继续雪崩式地下滑，并终带来总人口规模的持续衰减。

　　赖明勇建议，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计划生育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管理型计划生育”是把育龄夫妇看作是管理的对象，夫妇生孩子要经过审批，而“服务型计划生育”是把育龄夫妇作为服务的对象，为育龄夫妇提供生育健康服务。同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向“国家采取综合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