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对外发表工作论文探讨人口问题，引发大众热议，央行动作频频，释放出不一样的信号。
蔡昉近日的公开表态或许“道破”了近期央行系列举动背后的逻辑：人口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尤其是人口峰值的到来，或对中国经济的需求侧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将次面临因人口结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侧”冲击。如果不及时有效干预，很可能会让中国经济重蹈日本等国已经出现过的“经济停滞”覆辙。
蔡昉还从另一个维度指出，从数据看，青少年在上学到参加工作的这段时间，支柱消费支出是多的。因为家长更愿意在孩子身上多花一些钱去改善他们的教育和生活。因此，当孩子占人口的比重越强，其对消费的贡献就越有可能反弹。
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央行承担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不过，央行近日的举动颇有“跨界”的意味。先是委任人口问题专家蔡昉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近日又对外发表工作论文呼吁“全面放开生育，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此番“跨界”之举引发了大众的热议。
不过，蔡昉近日的公开表态或许“道破”了近期央行系列举动背后的逻辑：人口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尤其是人口峰值的到来，或对中国经济的需求侧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将次面临因人口结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侧”冲击。如果不及时有效干预，很可能会让中国经济重蹈日本等国已经出现过的“经济停滞”覆辙。
中国总人口峰值或在2025年到来
需求侧次面临冲击
蔡昉上周五在“金融风险防控高峰论坛”上指出，当前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出现，让中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或在2025年达到人口峰值，即将再次面临人口结构的重要转折点。
“总人口的下降会直接产生需求不足。”蔡昉表示，人从出生下来就是消费者。但当总人口下降时，比较优势下降，出口、外需都会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意味着不需要过多投资，投资贡献度也将有所下降。就中国而言，当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之后，需求侧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对供给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10年时已经历过一次人口结构的重大转折，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这次转变主要对我国的“供给侧”产生了冲击，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上一轮的“人口红利”消失主要导致了劳动人口短缺，带来了工资成本提高，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下降。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一些产业开始以机器替代人工，但过度替代则造成了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终导致中国的增长能力下降。
“这一次冲击的将是 ‘需求侧’，是的挑战。”蔡昉认为，当前中国的消费已经出现了动力不足。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都不强，就业人群本应是消费主力，但因为抚养孩子及赡养老人压力较大等原因，消费力也出现下降，加之这部分人群是承担社会保险的主力，产生了一定的消费抑制。
需求侧干预不及时 潜在GDP或提早回落
今年2月份的调查失业率为5.5%，是2020年8月以来的高值。蔡昉认为，从短期因素看，中国从疫情中正在迅速恢复，但从失业率上看，还有一些制约经济恢复的因素。他称：“经济能否增长要看消费，而有消费才能有生产，有生产才会有就业。其中，消费是这一循环关系中的关键点。”
而从长期看，如果对人口结构带来的需求侧冲击干预不及时，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2025年本来是人口的峰值，在这之后会发生需求的冲击。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从疫情中复苏，特别是需求侧的复苏无法实现，可能危机就会提前到来。”蔡昉认为，如果无法达到复苏效果，很可能让中国潜在GDP增速提前回归世界发展的均衡水平。
实际上，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GDP增速终会回归到世界发展的平均水平。但是中高速增长的时间长短，与这一国未来经济发达可以到达水平成正比。如果提早回归均值，则可能意味着这一国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状态。日本经济曾一度与美国比肩，但终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业内学者普遍认为，与其没有处理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有关。
蔡昉指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在2050年之前都高于世界水平，才能保证我国在未来赶超发达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如果在2050年之前回归均值，那么就意味着促进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会被延滞。而需求侧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就有可能导致我国的潜在增长提前回归均值。”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近期发表论文指出，我国潜在GDP增速自2010以后出现趋势性下降，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经济新常态。“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我国潜在GDP增速预计在5.1%-5.7%之间，总体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而当下世界平均水平约为3%以下。
鼓励生育为要应对之策 时机不可错失
打蛇打七寸，问题抓重点。无论是蔡昉还是央行工作论文，都认为解决消费问题才是解决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而需求侧的问题核心的就是“人少”，因此鼓励生育才是头等大事。
此前央行工作论文中预测，中国总人口数量在到达峰值之后，人口结构将成“倒金字塔”形状，老年人占比继续增加，少儿和劳动人口占比继续减少。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净消耗的老年人口占比逐步上升，加上少儿人口占比，可能接近净产出的劳动人口占比，社会总消耗逐步上升，这将拖累经济增长。
蔡昉也从另一个维度指出，从数据看，青少年在上学到参加工作的这段时间，支柱消费支出是多的。因为家长更愿意在孩子身上多花一些钱去改善他们的教育和生活。因此，当孩子占人口的比重越强，其对消费的贡献就越有可能反弹。
蔡昉认为，老龄化不仅体现了老年人的消费现象，实际上在有工作能力前、就业人群、老年人群这三个阶段都表现出来了。“这意味着老龄化进一步加深，2025年之后人口负增长，就必然带来一个新一轮的冲击，而冲击的特点是需求侧，所以我们及早认识需求侧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常态，可能会有利于我们未雨绸缪。”
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没产出，那很自然的应对方法就是储蓄。放开和鼓励生育，是劳动力的储蓄；储蓄和投资，是资本和产出能力的储蓄；完善养老体系，是财富的储蓄；教育和科技进步，是生产率的储蓄。
央行工作论文将鼓励生育放在了要位置，并建议要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蔡昉也认为，改变和降低生育、养育及教育的成本，是中国年轻夫妇目前面临的直接制约因素，我国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解决生育问题。
与此同时，蔡昉也指出，对老年人来说，提高其劳动参与力、社会保障水平，让这一群体既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又能成为经济增长中分享者，力争让中国经济不至于提早回落。
在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