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走出“人口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之一，关乎社会的健康发展，更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鲜有调整。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产生了什么深刻的影响，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什么积极影响和消极制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计划生育国策是否如人们所批评的一样，滞后于历史发展进程，亟待改革?此次重大政策又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就这些问题，探针专访了长期关注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关联问题的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

　　“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让我们陷入一个‘人口坑’，要走出这个坑，当务之急就是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取消社会抚养费。”周天勇说。

周天勇(王怡波摄)

　　“中国经济下行，学者们的探讨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探针：之前在微博上看过您关于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章，为什么会从人口政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下行呢?

　　周天勇：这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下滑，关键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学者们的探讨结果都不令人满意，说明不了为什么会下滑。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刘世锦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进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他的理由主要是，我们(的人均GDP)也到了一万一千美元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再一个，日韩台也到了中低速增长阶段;另外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标准提高等等问题;规模基数也大了，应当进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中低速将会常态化，暗含的意思是以后翻不回来了。

　　第二种观点是林毅夫主张的。他认为，中国这次经济下行主要是国际环境影响。08年的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少，影响中国，造成中国经济下行。国际经济周期的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下行，他的观点是，下行是外部因素造成。另外，中国国内城市化水平比较低，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所以，下行是暂时的，以后还能保持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速十五年到二十年。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对。

　　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论者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速自然而然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欧洲和德国，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

　　我们比较了韩台等国家和地区同发展阶段的数据，这种看法对中国经济下行原因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单和表面化。

　　先，中国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9到14年。如果从经济高增长年起，到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来看，韩国从1961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持续了42年;台湾高增长从1950年开始，到1997年结束，持续了48年。大陆从1979年开始计算，到2011年共33年，比台湾短了15年，比韩国短了9年。增长到了下行阶段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大陆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如此多年的时间。

　　按说不应该这时候掉下来。疑问就来了——我们剩下来这十到十五年，正好是冲刺高收入高增长的阶段。所以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人均GDP5500美元的时候就进入了中低速增长阶段。没有说明白经济下行的根本内在原因是什么。

　　而第二种观点，就是中国经济下行是暂时性的观点同样存在问题。这种观点解释不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因人口问题引发的内需不足，也是全球下行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是互相影响的。08年归咎于美国，今年呢，去年呢，由于中国钢铁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不行了，使得全球经济深受影响。

　　而寄希望于中国城市化水平提升拉动经济增长，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城市化的流程和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类比。从1949年算起，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阶段没有城市化，第二个阶段一直到现在，有暂住证和临时人口居留制度，但是户籍没有完全放开，还存在城乡户籍的分割。现在的城市化是有问题的，教育等公共服务始终不平等，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是有歧视的;疗和养老方面，不能接续;土地制度方面，农民没有产权，不能退出，不能卖，而且超生子女的罚款很重，农民在城镇创办小企业、买房子的支付能力很弱。

　　再一个，跟拉美和印度不一样，我们的城管太强，城郊随便搭个贫民窟的举家低成本的转移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城市化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这种体制下，劳动人口外出推动的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有限。因为从2008年开始，计划生育的后果已经显现，农村没什么劳动力，劳动成本高了，制造业不行了。

　　我们的城市化特点可以概括为“青出老回”。跟台湾日本不一样，他们是进去就进去了，我们是青年出去，老年还回来。有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城里购房的务工者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在县城城镇购房的只有百分之十四左右。那就意味着，百分之八十五老了还是要回去的，所以这个城镇化是中断的。不像欧美的、日韩的城市化，人进去，住房进去，社保进去，户籍进去，公共服务进去，你这儿没有进去，还要出来，所以，这个城市化怎么能推动经济增长呢。

　　所以，第二个观点也是不对的。

　　“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将对现在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

　　探针：所以您提出了人口政策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

　　周天勇：是的。为什么出现下行，重要的原因，百分之五六十的原因就是人口原因。去年八月份我就猜测是人口问题，但没想到这么严重，研究了大量的曲线、大量的数据之后才发现。

　　探针：为什么会想到人口问题?

　　周天勇：，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劳动力减少了，连续几年都是。第二，需求没了，考察了曲线后，就发现需求为什么这么快就没了：0-14岁的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2010年，减少了1.2亿。

　　经济学里有这样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的消费率高;第二，青年有收入的人和老年有收入的人，他们的边际消费率，青年人的高;第三，人口增加、消费增加的时候，消费是有乘速推动作用和加速推动作用的，下行的时候，也有乘速和加速推动作用。老年人增加，消费是减少的，边际消费率低，特别是收入的边际消费率。

　　根据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的引起跟资产的更新和人口增长有关。但我们的经济学界研究里边，把人口增长看做一个可以忽略的变量，主要研究经济周期的原因是折旧和资产更新，第二是产业的调整、产业的寿命期，第三是消费结构变动。比如说，老东西不行了，新东西出现，老三件，新三件，汽车等等。但我觉得有一个定理是，当人口替代率在2上下和增速在一个较稳定的状态下，经济周期的波动是由资产更新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等等引起的，但如果人口大起大落，经济的周期是和人口增长有关的。

　　探针：那具体到中国，人口问题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

　　周天勇：我从大量数据中发现了一个规律，20年前的中国人口增长率曲线，和20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曲线，高度正相关。也就是说，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曲线，跟1994年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曲线，轨迹几乎一致，这说明，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将对现在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

　　什么原因呢，出生后20年就进入劳动年龄，他要获得收入，要支出，要买房成家，生孩子消费，所以曲线是一致的。现在的情况是，根据这样的推论，按照1995年到2010年的人口增长推算的经济增长率是这样的，持续下行，也就是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可能马上滑落到3.5%左右，然后从3.5%滑落到十四五期间、十五五以后基本上就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率。

　　如果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这个曲线。问题非常严重。

　　计划生育使中国陷入“人口坑”

　　探针：这样的问题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跟人口政策有关?

　　周天勇：基本上是由于我们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因为实行了计划生育，1990年，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就在10以下。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可能会是这样：按照自然规律，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到一定阶段之后，会到达峰值，然后会逐渐呈下降趋势，后稳定在低增长的状态。

　　人口有一个自然滑落的过程，现在我们用了双重调节力量，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计划，如果用曲线来呈现，纯粹自然的人口增长过程是一条抛物线，而双重调节强制控制人口增长就好比一条斜向下的曲线穿过抛物线的下方，在这条曲线和抛物线中间，形成了一个“人口坑”。

　　“人口坑”的问题在于，这部分人口的消费、买房子、上学没了，实际上，这部分本来应该有的人口，有可能会推动十到十五年的经济增长。如果这部分人口存在，我们就能够从五千五跨越到一万二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现在还不会从8%的增速上面掉下来，也弥补上了少于韩国和台湾的十到十五年高速增长。

　　关于“人口坑”的具体分析，我还在做，这个曲线得拟合没有计划生育状态下的自然生育率，从国际上找数据，用积分的方法把这条线推算出来人口坑的规模，然后再推导它的增长推动的经济增长的年份，损失的消费和投资，以及影响的劳动力成本等等。

　　重要的是“人口坑”是确实存在的。举个例子，本来经济发展的坡，不进行干预，也会一直斜着下来，但是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相当于一个“挖掘机”一下子刨了一个大坑，刨多了，一下子形成了一个“人口坑”。

　　我认为，只能用“人口坑”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高速增长的年数少了，第二为什么经济持续下行。

　　探针：控制人口会对经济产生这么大影响的话，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周天勇：那时候，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担忧，没有预见到会有这样的问题。

　　有一点很遗憾，我们当时引进的学说和国内主流的观点，包括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和马寅初(被誉为“中国人口学人”，主张“节育”)在内，都是倾向于控制人口，都是适度人口理论的套路。实际上，他们的学说实际上如果是农业社会条件下，会按照那个方向走，他们没有去考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人口流动可能带来的人口城市化等等将会导致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农业社会条件下，人口吃粮食的增长规律。这是不符合历史进程的。

　　还有一点，当时美国人德内拉·梅多斯写的《增长的极限》提出的人口爆炸的说法，对世界影响太大了。我们当年主要受这些理论影响，都认为共产党改革开放，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人还是太多，这导致了我们决定要控制人口。

　　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人研究英国人口转型的问题，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人口曲线实际上会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工业社会初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爆炸一段时间后，后工业化时期就会呈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稳定状态。但当时我们没有引进这些学说，当时，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没有进来，而且主流上老觉得应该控制人口，忽略了这些问题。

　　1988年，中文翻译了一本《人口理论史》，这些理论都有，但估计很多人没看。我前段时间专门从图书馆看了这本书，哎呀，当年要是大家看了这本书，那就不会实行计划生育这样的政策了。当时的想法一边倒。关键是我们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风险评估，而且还定为基本国策。

　　探针：没有评估，所以看不到风险，也就意识不到可能产生的“人口坑”?

　　周天勇：是的。计划生育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出来，现在才发现，其实弄了个坑，短了十年。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人口坑”，你还能从五千五跑到一万二，现在掉坑里了，跑着跑着跑不动了，相当于“未富先老，未强先衰”。

　　我做了一个表格，我们高速增长了33年，比人家短;其次，在增速掉下来那年，我们的人均GDP5500美元，人家是一万二、一万四;再次，掉下来那年的人口生育率，我们率高于韩国，低于台湾，人口增长率也是，人口中位数我们比人家还老一岁。另外，老龄化的程度也要更高。

　　未富先老，没到那个地儿停下来，人没了，后劲不足，如果没有“人口坑”，这十年就冲过去了，就是因为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没有消费，没有投资，你冲不过去了。

　　近看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预测，今年六点八，明年六点三，继续下行。按照凯恩斯的周期理论，一般三到五年能从周期中恢复，我们已经下行七八年了，如果人口没出问题的话，没有这么久下行不恢复的。

　　“先把计划生育这台‘挖掘机’撤了，不能再挖了”

　　探针：如果按照自然的人口规律，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不实行计划生育能保证人口增长有朝一日会自然实现低增长吗?

　　周天勇：人口生育率的微观机制是，，你的支出的货币化程度影响了生育率的高地。如果说你在家里砍柴放羊，肥料都可以靠捡粪实现，自己种上东西，甚至自己织布，可以生五六个、六七个，因为多一个人口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他的支出越来越货币化，比如说要买化肥，要买煤，孩子上学要花钱，衣服不能靠自己织布，甚至说要自己买肉吃，不再养猪了，要买菜吃，就没法养六七个。

　　我把人口理论全部理了一遍，其实西方有非常成型的人口理论，微观上，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认为生孩子的成本在市场经济货币化的情况下，取决于预算的可能性，这是一。

　　第二，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工作一个月拿五千元，生孩子的话，这五千就没有了，经济学上叫放弃成本，也叫机会成本，这个成本很高的话，就不干了。

　　第三，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国外学者进行大量数据推算，文盲的生育率四点几，小学三点几，初中降下来，高中二点几，大学低于二。妇女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呈反比关系。

　　第四，人口越流动，生育率越低。

　　第五，城市化，家庭到城市以后，生育率马上就降低。

　　人口有自然的调节过程。所以，实际上你只要搞好这么几个事情：搞好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加速人口流动，加快人口城市化。这既推动经济增长，又控制人口增长，没必要实行计划生育。

　　探针：现在也不断有人提出针对计生政策的质疑，怎么评价计划生育政策具体实行过程中的功过?

　　周天勇：计划生育糟糕的是，罚款。比如说我在城里打工，我为了多生一个孩子，把打工所有的钱都罚掉，那就没有创业的钱，在城里买房子的钱也没了。而且，罚款的名目太多了，虽然符合二孩政策但没到间隔时间的，要罚;未婚先孕，要罚;生的时候没领证，要罚。计生罚款成了敛财工具，等于后养了一堆人，收了一次税，向弱的人收了一次重税。本来他们可以拿这些钱，做些小买卖，挣些钱。

　　这是具体的问题，评价计划生育政策不要往政治上扯，那时候谁都看不清楚。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个论文里也写过适度人口论，当年我想的也是那样，人口太多，毕竟那会儿接触到的人口理论有限。但这么些年没人管这个事儿，经济高速增长，谁都没想到会出问题，直到现在经济下行了，这个事情说不清楚了，后一看，原来是这事儿，才发现这个问题。

　　探针：既然已经出现问题了，放开二胎、取消计划生育能挽救吗?

　　周天勇：我从去年开始一直呼吁全面放开，尤其是要废除社会抚养费征收。为什么要赶快放开?比如说，年生200万人，人口曲线会翘起来，稍微抬一些，好处在于，当年有微刺激，第二第三年有累积刺激，第二年400万，第三年600万，要是不让生，到第三年等于这600万人就没了。

　　如果说2016年开始放开，2036年开始，先会缓解养老金压力，因为提取比例大了，关键是对经济上行有好处：微刺激加上累积刺激。放开生育的当年，玩具、奶粉、儿童相关产业，需求出来了。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会弥补劳动力的缺口，经济必然能够上行。

　　至于中间这二十年，只能想别的办法，慢慢往陷阱里面填，什么时候能上行，不好说，但如果明年全放开，2036年肯定高增长。这些年中，放开生育会抑制下行。

　　已经形成的“人口坑”无法填平，要爬出去，只有慢慢垫，形成缓坡上去，先把计划生育这台“挖掘机”撤了，不能再挖了。如果不撤，坑会越来越大，持续下行，甚至加速。

　　在周天勇看来，这次五中全会的人口政策调整，正是开了个好头，在这样的方向下，中国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